• 2008-06-09无题 - [日知浅议]

    叶子是天空的
    风本归于尘土
    真相埋藏在六月的海
    无人能够取出
    风便栖于林
    繁叶永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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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辞是一种语言活动,自《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这一句话后,便渐渐推广延用。准确地说“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遵循“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和“诲人不倦”的教学原则,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这就使《论语》在语言上呈现出既简练、准确,又典雅、含蓄;既富于深邃的哲理性,又有一定的文学情趣的语录体散文风格。这种风格也正是通过其丰富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来的。

        现存的《论语》版本,只有20 篇、492 章,一万一千余字。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评价其艺术特征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正是这些洋溢着”夫子“风采”的《论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宝贵启示,成为中华两千年来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其语言哲理性强、感染力也非比寻常。同时其修辞形式也多样,甚至在一句之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非常重视文章语言的表现力,对于语言他要求“辞达而已矣”,这是最基本要求,孔安国说:“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论语注疏》)孔子说的“辞达”是指文章在表达上需简约流畅、准确明白。在“辞达”的同时,还要“辞巧”,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是这是在重视文章内容的同时。他在《论语•雍也》中透彻地阐释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质朴和文采完美搭配才是最美的文章。对于“巧言”,孔子是这么批判的“巧言令色,鲜以仁!”。作为提倡“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之道的儒学创始人孔子,终生以“克己复礼”为终极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修辞运用都是为了宣扬他的“君子”之道的,虽说不一定是孔子的自觉的语言行为,但也是孔子对于 “文辞”、“文质”两者矛盾而统一的关系的一种思考和要求。

        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评价《论语》的艺术特征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孔子的思想,《论语》的精华,用“风采”两个字来形容其语言艺术特征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论语》蕴涵哲理之深邃,修辞艺术之精美,不仅在诸子中独树一帜,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典籍中也是难与其匹的。修辞手法多样,涵盖了大部分主体的修辞方式,《论语》的语言也相当规范,取自于《论语》中的成语也是不胜枚举,如:“温故知新”、“巧言令色”、“见贤思齐”等等,此外,如:“精细”、“言语”、“托孤”等词也源自《论语》。可以说《论语》的语言是非常典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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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词:纳兰性德  词观  文论思想

        纳兰容若,清代词坛领袖人物,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价其为“国初第一词人”。与朱彝尊、陈其年并称词家三绝。又与曹贞吉、顾贞观并称京华三绝。可见其词作地位。

        纳兰性德之所以有这些成就,和其文论思想是分不开的。清初词坛有两个很重要的流派,一家是以朱彝尊为首的,以姜夔、张炎为宗,标举清空醇雅风格的浙西派。主张以雅正矫显露,要求“字酌句炼,归于醇雅”,具古雅、峭拔格调,疏淡清远意境,严禁和谐音律。浙西派的特点是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之作,也力除陈词,独具机杼。

        另一家是以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派。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故称“阳羡派”。其词宗陈维崧词多写身世之感和怀古之情,风格师法苏、辛,词风苍凉豪放,悲慨健举,萧骚凄怨。属于这一词派作家、蒋士铨等,他们互相唱和,编辑过《今词苑》、《瑶华集》

        此外还有清中叶的常州词派。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词派,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注重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在当时直至晚清都有巨大影响。

        纳兰之文论,论诗他主张独创,力破宗唐宗宋之门派;主张学古,然反对以唐宋为界限认为“凡骚雅以来皆汝师也”;再者认为作诗应当性情化,才学需兼备,若“逞才”、“逞学”都将会有碍于性情的流露。

        论词一方面极力抬高词的地位,指出词是诗经和离骚,杜甫作品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对晚唐、五代、两宋,诸大词家都有所汲取。并不限于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一格,比诸浙西,阳羡两派立论更为宏通。

        在其《与梁药亭书》中:“僕少知抄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唐诗非不整齐工丽,然置之红牙银拔间,未免病其板槢矣。从来苦无善选,惟花间与中兴绝妙词差能蕴藉”从上可知纳兰对于花间词的喜爱。乃其主张性情为文之使然。

        在《赋论》中,“诗有六艺,记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变而为骚,骚一变而为赋,赋一变而为诗,诗一变而为词。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为诗者,苏李而下至于晋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认为,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为乐府,乐府之流慢慢浸淫而为词曲,而变其穷矣,穷则必复之于经。这正好和《汉书·艺文志》相契合“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源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认为,诗词、曲,甚至小说之流皆风雅比兴之传统也。

        纳兰对诗词讲究独创,认为“陶自有陶之诗,谢自有谢之诗。”同时认为生活经历对诗歌的创作是决定性的。“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儿之意,而后有陶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诗。”(《原诗》)

        老杜有诗云:“别裁为体轻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纳兰也继承这种优良传统。因此,词作中也不乏雄浑之作。如:“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归结看纳兰的创作,源于他这种文论的思想。同时和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纳兰的感情比较曲折,造就了他在花间词创作上的成就。同时纳兰又担当了康熙的侍卫,并在康熙二十年出使边疆,用时一年半多。其友秦松龄“奉使龙沙路几千,归来身在属车边。平堤夜试桃花马,明日君王幸玉泉。”龙沙,即今天天山一带,当时路线为:越内蒙阴山,向金微山,途中折西南,从四乐峰向西,穿大沙漠,经天山到葱岭,最后达当时碎叶城。而上面的菩萨蛮便是写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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