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行:给袁国荣@楚灰

    与你相反,我活得越来越臃肿
    与你相反,我仍在不停游动
    像龙王潭中的大鲤

    一个完整的秋季即将来临,漫长的
    雨水即将扩散无病者的呻吟
    漫长的雨水
    即将浇灭聒噪的春梦

    我不了解一枚藏香究竟能驱逐多少
    光阴的病菌。与你相仿
    在微凉中,我不了解暮色是否会
    带回曙光布施的所有

    苍茫呵。与你相仿
    那株传说中的唐柳,清瘦静好
    如同来时一般,等人经过

    分类: 大名堂
  • 在背叛与皈依间找寻平衡
    ——楚灰的理想国

        初识楚灰,是一段阳光姣好的岁月,他在自己的灵魂里游荡,并没有归属,也不曾感受到压迫和流离,这一段阳光,属于我,也属于楚灰。拉萨,给予了楚灰描绘并形成自己理想国的土壤,对于他来说,拉萨流水“若有若无”,“宛如隔了一层梦境”,有归于无,无胜于有,生出另外一种美——这便是楚灰内心深处对于“美”的定义和呼唤,也是楚灰期盼的美的居所。
        有别于这样的理想国,确切地说是迥异,与楚灰的内心呐喊的境地有着千差万别的现实,却是羞涩的,带有苦味,像未成熟的生长在半坡的梨子。在遭遇自己的理想国以前,楚灰的痛楚多次被提起,比如,《与祖父谈起甲午年的洪水,以及姑母的身世》中,这样写到:“比如门后的幸福河濒临干涸,一些细锐的鱼骨/在裂痕处,缝补着往昔的秘密”;“那些生命中往事最深层的部分/给我沉重”(《承德的清晨》),楚灰用一颗诗人敏感的赤子之心去感受这些沉重和裂痕,并将其归结为欲望和生活之间扭曲的反映,进而提出“太多的欲望逼迫生活寻求全新的平衡术”,而理想国,便是对这一切的抗争和寻求平衡的所指。
        说起抗争,有一点需要明晰的是,楚灰的身份。在认识楚灰之前,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不称职的“海员”,吊儿郎当的流浪汉,不“成器”的儿子……,如果定要用简单而精确的语言来概况,那你可以称呼他为“装逼的文艺范儿”或者“文艺的装逼犯儿”。他辗转于各地,在山洞中“修行”,自己经营过酒吧,整天在八廓街转经,也先后出入了几家出版社,“不安分”的天性注定任何事情都没能长久。其中,唯一贯穿始终的也是“不安分”这一天性。这也是楚灰作为背叛者和皈依者同时存在的最好依据,以及这双重身份的最好诠释。
        我们在这样的矛盾中,似乎看以窥见楚灰内心的孤独和真实。“我见过我的前世,在水中是猫,在山中是老虎”(《流年:与孤独有关》),楚灰的前世也是今世,水中是现实,山中是理想,水中容不下“老虎”,水中只能成为一只“猫”。洞悉了自身的命运,楚灰选择了背叛,背叛自己的标签、背叛流俗,“我梦见自己爬上河岸,经过的地方起初浑浊/但是一会儿又清澈了”,从水中爬出,楚灰“撞见失散多年的影子”(《祈祷辞》),与自己的本初实现了融合。这样一种美的体验和对自身的照见,更加坚定了楚灰的“背叛”,折射在楚灰眼前的疑问变得和蔼了,云朵虽没有远去,但已经被推移,渐渐“被想象丰富起来”。
        从现实中出走,楚灰选择了“皈依”。楚灰是一个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却对宗教的形式表现出不屑和鄙夷,“这酒水里/这禅定万物的神灵,化身众多,甚至不堪一击”(《酒歌十四行,给Y》),辨识了钟声、明了前世,赋予楚灰嘲讽一切形而上学的勇气,也笃定了自身对世界的认知,甚至达到偏执的程度。
        楚灰的皈依并不依附于任何的形式,却更加注重对灵魂的探索,“每一天,我渴望遇见这样敞开的/灵魂,但不要惊扰了/迷于柔光的事物,他们的一颦一笑/构成了我的往昔,与今世”(《在色拉寺,遇辩经》)。
        楚灰似乎一开始就知道,皈依于自己的理想便是背叛的唯一出口,“头颅向着道路,身体宥于这片土地”。而自己对于这样一种殉道者的姿态也越来越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了。“那个和我交谈的人抓住了什么,我很清楚/遗失了什么,都不重要”(《哑语》)。诗路打开,楚灰的诗歌便总能给人以力量,“虚构低于生活,诸事甚杂/我学会了在事物的阴影中,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原先醉酒的楚灰,已经“开始一份稳妥的工作”,已经明白 “星空寥廓,尚有自由”。
        楚灰已经从他最初的理想国中再次出走,回归尘世,回归日常。

        不改               
    2011年11月簕竹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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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08-08语言的贫困 - [大名堂]

    语言的贫困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zhuan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Jc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boxue”,一说到“国min党”,就想起“3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fandong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GM,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WG大字报体,全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从一个水美草丰的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MZD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Mao猪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GM胜利”之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文/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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