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楠和他镜头下的西藏

    吕楠,是最早被国际摄影界权威图片社、法国“马格南图片社”所选中的中国摄影家;同时,他也是美国《光圈》杂志介绍过的惟一一位中国当代影人。20余年来,吕楠仅拍摄了三个摄影题材,即用3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中国的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又用3年拍摄中国偏远乡村天主教徒的生活;用7年完成的摄影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摄影家的纯粹

        一个昏暗的钨丝灯,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掉漆的中式桌椅前,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画面,《南方都市报》图片总监王景春感到那样的不可思议。

        这种感觉,今天谈起来,依然令他十分向往。

        1996年冬天,一位摄影老师告诉王景春,如果你想从事报道摄影,你应该去见一个人:吕楠。

        当时王景春在北京青年报实习,按照老师提供的地址,他在北京民航大厦后面一间破旧的土制平房里见到了这位令他尊敬的摄影师。在随后的一天里,王景春跟着吕楠到处采买户外用品,当时吕楠正在为他的西藏专题做准备,他告诉王景春,他打算用10年去完成这样一个题材。在吕楠那里,王景春看到了他拍摄的另外两个专题:精神病人和乡村天主教,被他的影像与深深的宗教关怀所吸引。

        一个神情肃然的神父默默地走在黄土高原上,他身后的远处是一片寂静的小山村……这是2005年平遥国际摄影节“吕楠幻灯专场”海报中的照片。很多人把这个神父的形象当成了吕楠的象征。在他的摄影生涯中,吕楠就像一个影像的布道者,来无影,去无踪。 

        几次重大摄影活动如平遥、连州等国际摄影节,都举办过吕楠幻灯专场,但他本人却从未露面。

        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吕楠被称为中国“最纯粹的摄影家”。相对于摄影界,他在艺术圈中的名气似乎更大。他早期的摄影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照片之一。他还是最早被法国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相中的中国摄影师,且是美国《光圈》杂志作为专题刊登过的惟一一位中国当代摄影家。

        作为一个“对为了引起轰动的记录与华丽的表现方法不感兴趣”的人,20余年,吕楠仅拍摄了三个题材,却都是“重磅”。他花了3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中国的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又用了3年,拍摄中国偏远乡村天主教徒的生活,那种用信仰给艰苦生活一丝慰藉的图像一下就能抓住人的神经,这也许就是摄影的力量。然后,是他在世纪之交的7年里拍摄的西藏农牧民的生活,与我们常见的所谓西藏风情摄影大相径庭。

        这三部作品,被中国最具权威的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形容为“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状况,象征了吕楠期望的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

    镜头下的西藏农民

        从3500多个胶卷、126000多张底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109幅纯净的黑白照片,组成了吕楠最近完成的一部作品《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这部作品以季节为顺序,从春播到秋收,从温暖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季,几乎包含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

        为了拍摄西藏题材,吕楠在西藏呆了7年,拿出来的作品精练到仅109幅,张张平静——平静得令人震撼。

        有一次,吕楠从西藏回来,拎了两旅行包胶卷,这些胶卷日后只能出产有数的几张精品,即使是难得一见的美景,只要不是本次所需,也一概略去不要。他像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并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

        与这册“忘我”的摄影集相比,多数人的作品都有一个隐身或不隐身的自己等待推出,但捧读吕楠,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与镜头下所有人、事、物的恬然一体。那些山,那些牛,那些捻线、打茶的人,那些瞬间成就的永恒……摄影家藏身在这些之后,潜心融入,然后消失成现场的一部分。若用焦距、光圈、影调等生硬的技术词儿去套他,会让人觉得亵渎。尽管吕楠的镜头几乎自然到大象无形,好像“天意”在把着他的手按动快门,完全可以接受任何行家的挑剔。

        7年中,吕楠拒绝拍摄所谓典型的、流行的景色与人物,几乎每年,他都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西藏,最多的一次,他在西藏连续工作达9个月之久。完整的秋收,吕楠前后拍了4次,春播拍了两次。他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能够步行走到的村子,几乎每天下午,这位自称“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的摄影师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村庄和驻地。拍摄之余,每天还要花数小时研读柏拉图、歌德,并且听他喜欢的巴赫。

        正是这些几乎被“当代”遗忘的“大作”成了吕楠在西藏的精神动力,他说,是歌德是巴赫支撑着他在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并给他以巨大的营养,使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吕楠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从吕楠安宁从容的照片来看,他离藏人很近,藏人在他的镜头里平静得似乎没有摄影者的存在。

        西藏的日子打动着这位通过镜头而工作的人,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吕楠看到所有的猫都骨瘦如柴,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步入一户人家,这家的瘦猫正叼着一只老鼠,哎呀,终于吃到东西了。

        没想到的是,主人却猫口救鼠,并放了它,猫还要穷追不舍,被主人一下挡住,让老鼠彻底跑掉。吕楠在一边慨叹:这种对生命的慈悲和一视同仁,既来自宗教,也来自西藏农民互相之间,以及与自然动植物之间形成的一种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深深打动了他的镜头。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拍摄西藏的农民时,吕楠说:“摄影家不爱拍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平淡。但我认为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域里面,西藏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受任何诱惑、从容不迫生活着的人群。很多人认为藏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我一开始拍就没把他们当作一个特殊的民族。因此,这7年,我并不是在拍‘西藏的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当初曾经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的质朴的生活。”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栗宪庭如此评价吕楠。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四季》的每一幅作品,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一个镜头可能要拍掉几个胶卷,而且所有的照片都不剪裁,《四季》能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栗宪庭看来,在于吕楠体会到了西藏人的劳动是百之百地为着自己。他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了关系。”

        吕楠在他拍摄的村庄里,还有一个“神医”的雅号,西藏的一些农村看病很难,每次回到村子,吕楠都会给乡亲们带来各种药物,他还自学很多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一治一准,时间长了便成了“神医”。(文/张洪)

    吕楠简历

    1962年生于北京。

    1989~1990年 拍摄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1992~1996年 拍摄中国乡村的天主教。

    1996~2004年 拍摄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2006年开始拍摄缅甸金三角。 大型画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2007年1月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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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妈蹄花·朵渔
    【大暑日,江上友人为寄《老妈蹄花》一碟,并绿茶两盒,作诗以谢之。】

    吃了吗,哥们儿?七月流火
    宜清淡,当归、佩兰、熟地黄
    一杯绿茶,亦是清心之物
    可以打倒多少白毫和毛尖。
    这世上,瞎子渐渐多了起来
    笔杆子成了一根根盲杖
    一切领袖的著作都是导盲犬。
    一个戴墨镜的常说
    “天凉好个秋”,别信他的
    天空早已破得不值一修
    也不要相信什么
    世界美如斯,那是他没来过中东、中国
    和中央。这世道,除了老妈和蹄花
    再没有可信仰之物。一个老大早说过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我们还有点
    别的出息吗?好人都喜欢沉默,螺丝钉
    从不相信眼泪,道德就是一把左轮枪
    它的后座力,足以误伤一个拈花少年。
    我觉得,一把刀能解决的,就不必再
    寄望于善。若士必怒,伏尸二人
    流血五步,跟丫拼了!我本杀猪屠狗辈
    胡子长在这个人的脸上,就是享受!
    可是,每只鸽子都有一颗驯服的心
    青春作赋,总是太淡,诅咒啊,
    你只能悲哀地坐在我身旁!
    这世道,活着,也需要把子力气
    往往一泄气,厌世的感觉就来了
    人一激烈,就容易犯傻,而中年就是
    一根筋,再不发疯,可能就来不及了。
    大暑日,无雨敲窗,江南的事物
    首次闯进我的诗里。在没有风景的房间
    痛饮茶,老妈蹄花一碟,心碎二两
    一切苦都拥有了一个心灵的现场。
        (2010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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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晓松:不买房,买梦想
        关于房子,我跟大多数人概念不一样。我从小住在清华校园里,家是那种二层的小楼,外表看起来很普通,面积也不是特大,但是特别安静。
        这地儿都没动过,也没装修之说,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红色的,很老很旧。但我在那儿真觉得挺好,有一个家,但我在那儿真觉得挺好,有一个家,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房子多少年了,我们也在感慨:后边的院子多好啊,出门就是操场、游泳馆,还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四周的邻居,随便踹开一家的门,里面住的都是中国顶级的大知识分子,进去聊会儿天怎么都长知识,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前面的院子。小时候有什么问题家里老人就写一张字条,说这问题你问谁谁谁。我找到人家家里,打开字条一看,哦,你是那谁家的孩子,那你讲吧,都是中国头把交椅啊。这才是住处真正的意义吧,它让你透气,而不是豪华的景观、户型和装修什么的。
        2 0 0 7 年, 我们搬了出来,因为家人都在国外,我又不在清华教书,学校就把房子收回去了,后来我去了洛杉矶。
        去了美国,我一样是无房户,坚定的无房主义者。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做编剧和开发,只卖出了两首电影歌曲。美国流行音乐是草根文化,美国卖吉他的黑人当我师傅都有富余,不是说他弹得比我好,是同样一个琴我们弹的都不是一个级别,出的声音都不一样。国外很多伟大的乐队,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在中国整个高校也选拔不出一个牛的乐队。为啥?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热情都分散了,赚钱的热情大过音乐本身,比如买房。
        郑钧有一天跟我说,有些艺术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有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为艺术家,你就是那后者,你的生活就像行为艺术。不过,我肯定不属于时尚人士,因为从来不关注别人的流行趋势,也算不上中产阶级,如果我的钱只够旅行或是买房子,那我就去旅行。
        平时除了听听歌,看看电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满世界跑着玩。大概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然后玩一段时间就把车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经常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然后很快成为朋友,然后喝酒,然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之前还在欧洲碰见一个东欧乐队,我帮人弹琴,后来还跟人卖艺去了,跟着人到处跑到处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我妈也是,一个人背包走遍世界,我妈现在还在流浪,在考察美国天主教遗址。
        我妹也是,也没有买房,她挣的钱比我多得多。之前她骑摩托横穿非洲,摩托车在沙漠小村里坏了,她索性就在那里生活两个月等着零件寄到。然后在撒哈拉沙漠一小村子里给我写一个明信片,叫做“彩虹之上”,她在明信片里告诉我说,哥,我骑了一个宝马摩托,好开心。我看到沙漠深处的血色残阳,与酋长族人喝酒,他们的笑容晃眼睛……因为我跟我妹都不买房,你知道你只要不买房,你想开什么车开什么车。你想,你一个厕所的面积就恨不得能买一奔驰。然后她就开一宝马摩托,坏了,说整个非洲都没这零件,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我在撒哈拉一个小村子里给人当导游。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所以我跟我妹走遍世界,然后我俩都不买房,就觉得很幸福。我妈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我和我妹妹深受这教育。谁要觉得你眼前这点儿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生活就是适合远方,能走多远走多远;走不远,一分钱没有,那么就读诗,诗就是你坐在这,它就是远方。越是年长,越能体会我妈的话。
        美国人平均31岁才第一次购房,德国人42岁,比利时人37岁,欧洲拥有独立住房的人口占50%,剩下都是租房。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一毕业就结婚?一结婚就买房?怎样才能买到房?一套房子会限制你所有的行为和决定。因为你知道,要一提裸婚,没有人愿意嫁给你。即使老婆愿意,他们家人呢?别人会怎么看?孩子以后怎么办?以今天的房价,普通人买房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父母出钱资助,这种人基本上前途和发展被父母控股。第二种人是牺牲了太多的发展机会,典当梦想来成就一套房子。他们购买的,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有一套房子,会让自己内心安全一点儿。但是安全感真的可以来自于一套房子吗?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世界再怎么变,还是要有坚持,即使它是落后。我不入流,这不要紧。我每一天开心,这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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